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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於日本的戰後中日關系研究學術史，新生代學者的最明顯特征就是不再執著於與中國的“關系”，從代表性學者的論著題目就可以看出不存在“關系”二字，這象征性地宣告了“關系”史的消失，取而代之是政治史、觀念史的崛起。在這種意義上，毛裏和子的《日中關系——從戰後到新時代》雖然題為“關系”，但事實上並未特別著力於利用新史料進行“關系”史的知識生產，而是更多地引用學者主張、大眾輿論以及觀察“民族主義顯著化”等象征對抗現象所形成的關於中日“關系結構”的國際政治論，所以書中提醒中國人不要通過“侵略國家”的眼鏡而要“即使不喜歡”也必須“客觀地”看待“實際存在的日本”，特別強調建立中日“危機管理機制”，有著鮮明的現實主義政治學基調。?也就是說，《日中關系——從戰後到新時代》正可謂“關系”史消失的過渡性著作，其後新生代的戰後中日關系史研究則轉型為政治史、觀念史了。

二、口述史采訪：在場權威性的可視化矢吹晉生於1938年，東京大學畢業後經過新聞社、研究機構職歷和香港大學留學而任教於橫濱市立大學，與《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編者代表石井明（1945年生）大致是同代學者，有“畏友”之誼。⑦石井明在書中前言裏談道：所收錄的歷史證言有助於“理解談判的背景並發現潛在於外交文件字裏行間的真實”。⑧而果然，矢吹晉發現了過於駭人聽聞的“真實”——根據1972年9月27日田中角榮與周恩來的“第三次首腦會談記錄”，田中詢問對“尖閣諸島問題”的看法，周恩來以“這次不想談”回應，僅此壹問壹答而並無結論;但在橋本恕訪談錄中，相關內容是田中以“還有”即追加議程的方式提出了“尖閣諸島問題”，周恩來答稱“那談起來可就沒完了”“這次姑且不涉及這個問題”之後，田中肯定地得出“以後再說”的結論，顯示存在“擱置”共識。註意到外交記錄和橋本證言的不壹致，矢吹晉又對照中國方面以外交部顧問身份參加談判的張香山在1998年發表的回憶文章，從中找到了田中與周恩來反復問答並相互確認“以後再說”“正常化問題先解決”之後再解決“其他問題”即達成了“擱置釣魚島問題”共識的記錄。由此他斷定，橋本恕本人刪去了會談中達成共識的部分，但可能是在看到張香山的完整敘述之後就又以訪談的形式對刪除部分做出彌補。矢吹晉還尖銳地指出：外交記錄沒有恢復原貌，故而日本人就壹直誤以為不存在“擱置釣魚島問題”共識;這意味著被篡改外交記錄的行為所欺騙才是中日關系問題的核心，橋本恕、外務省對此負有必須糾正的重大責任。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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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21世紀，戰後處理的“歷史遺留問題”導致中日關系陷入危機。日本的出版人和學者利用“信息公開法”實施的機遇編輯刊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條約兩次談判的外交記錄，有學者從中發現相關內容被刪改，中日關系問題開始得到實證歷史學分析;之後，壹批青年學者組織大規模的外交口述史采訪，形成戰後中日關系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出版繁榮期。這種學術出版努力推動可持續知識對話，在追究中日關系危機原理以期有益於歷史和解的方向上開辟了新的國際傳播空間。二、口述史采訪：在場權威性的可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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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家居

戰後日本標榜自己處於西方民主國家陣營，其民主主義進化潮流之壹是解禁政府檔案以供學術研究、國民利用的信息公開，使政府檔案作為公共財產能夠被主權者國民掌握用作監督政府、解明真相、維護個人權利和辯證國家利益的工具，這種“國民知情權”機制對政府壟斷信息、密室決策構成了挑戰。美國有所謂“民主外交”的傳統，基於信息公開相關法律，其外交檔案在30年以內公開。日本仿效美國，外務省從1970年代開始在外交史料館自主解禁戰後外交檔案;2001年4月“信息公開法”實施以後，國民可以申請要求外務省開示檔案;而2009年9月上臺的民主黨政權通過追究自民黨政權時期與美國訂有向日本運入核武器的“密約”問題，推行原則上公開全部30年以上的外交檔案，即確立了所謂“30年規則”。解禁檔案由外交史料館向讀者提供實物調閱服務，並編纂成以年為序的《日本外交文書》刊行。在戰後日本出版史上，學者編輯的外交史料基本上限於即時公開的非秘密文件和新聞報刊資料，集大成者如中野好夫編《戰後資料沖繩》（日本評論社1969年）、石川忠雄等編《戰後資料日中關系》（日本評論社1970年）、竹內實編《日中邦交基本文獻集》（蒼蒼社1993年）等。而巖波書店和相關學者利用“信息公開法”實施這壹國民信息主權開始得到法律保障的歷史轉折機會，打破官方機構編纂、刊行政府檔案的權威壟斷地位，以刊布現實關心度最高的中日外交談判記錄這種牽動新聞神經、鼓舞實證學術的行動，銘記了國民獲得信息解放的新時代意義：政府放棄信息獨占權而接受知識生產和輿論擴大再生產規範的歷史審查。　　有日本學者指出：壹直到1980年代，日本沒有條件根據外交記錄進行戰後中日關系的實證歷史學分析，長期流行著新聞記者觀點的敘事或政治學手法的推論;1990年代有所改觀，但重大變化發生在基於“信息公開法”解禁邦交正常化、和平友好條約談判時期的外交文件之後。⑤新聞觀察敘事容易受信息控制權力者的誘導，政治學推論更失去過程實證根據，都不能構成真正意義的知識生產;而實證歷史研究的資料條件不具備導致知識生產荒廢的可能，知識短缺則使社會失去公共思想資源。所謂知識生產和輿論擴大再生產規範的歷史審查，就是明確知識方法的實證條件規範、思想方法的知識前提規範，即有了規範的知識生產、輿論擴大再生產，才可能對政府行為做出有獨立思想權威性的判斷和評價。《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出版正是“靖國神社問題”把中日關系推向政治對抗懸崖、日本民意調查的反感中國指標也超過半數而陡然攀升之際，編者表明了以本書紀念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25周年的繼承性和解立場，指出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是為“起點”即歷史和解的長期過程性，強調了談判記錄顯示當前兩國爭執的“問題”在談判時就已經成為“論爭點”的事實，並談到由於條件限制而不能“對照中國方面同壹記錄文件加以註釋”的遺憾。⑥這種編者前言與談判記錄、歷史證言、研究論文三部分構成作為壹種相互砥礪的國際知識對話，確認了思想、知識、方法的原點;而確認原點是為了對話的可持續性——共同作業、收集雙方資料並期待中國檔案解密、從共有史料導向共同研究，這種以學術出版為引擎的跨國知識生產和價值共識機制，在追究國家間政治危機原理、推進歷史和解的方向上開辟了新的中日關系空間。戰後中日關系研究的觀念史代表作是馬場公彥的《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本戰敗到文化大革命、日中復交》，它與續篇《現代日本人的中國觀——從日中邦交正常化到天安門事件、天皇訪華》構成了對1945年到1990年代日本人中國觀演變的歷史考察。觀念史的研究對象是話語，日本人的中國觀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的知識生產和媒體的輿論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形成，作為民意則關系到投票行動和政策選擇。因此可以理解，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變遷與中日關系發展有著驚心動魄的相關性：戰後初期，投射著日本變革願望的左派理想主義中國話語控制論壇，但隨著中國的政治運動引起爭議而分化出支持派和批評派;再經過中蘇分裂和中國的政治經濟挫折，親華的理想主義中國論不斷萎縮而僅剩下極少數崇拜毛澤東的“新左翼”，1970年代初的“林彪事件”和中美關系解凍更使曾經支持中國的日本知識分子陷於沈默;之後，崛起於論壇並占據主流的是以現實主義國際政治學和權力鬥爭論為分析工具的“現代中國研究者”群體，他們擺脫中日關系的特殊歷史性質而認為中國是“沒有價值的研究對象”，其批判研究傳播了專制的、落後的、冷酷權謀的負面中國觀。而在這壹時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臨近使得戰爭責任成為論壇的壹大主題。但“無價值中國論”作為學術話語已然成立，為逃避賠償而否認戰爭責任和加害事實之更極端蔑視中國的“反華話語”就得以傳播，從現實主義外交邏輯討論得失的“功利主義派”與主張承擔戰爭責任的“道義主義派”兩種中日復交論勢均力敵。?這種對抗格局其實是反華、反共話語的成功，意味著日本對中國的戰爭責任倫理政治不能成立。於是，日本外交團隊在中日邦交正常化談判時回避戰爭性質、逃避加害責任，準確地折射著居於輿論主流的蔑視中國觀。蔑視中國觀在資本進軍中國市場的1980年代還有所顧慮，但到中國陷於國際政治孤立的1990年代就公然制造“歷史認識”對抗了，而隨著中國的GDP數字膨脹以及領土爭議摩擦，蔑視中國觀與中國威脅論相輔相成。?於是，民意調查的嫌惡中國指標陡然上升，日本政府的強硬對華外交就成了常態。

01/商务

所謂“關系”史研究，理想的狀況是利用雙方的史料，在厘定“戰後”原點——交戰國應該首先進行清算戰爭責任、處置領土問題、締結和平條約的戰後處理外交——的前提下，實證解析中日關系偏離戰後處理外交主題而尋求“友好”或“政治經濟分離”之類實用主義目標的原因，建立由於戰後處理延遲化、曖昧化導致所謂“歷史遺留問題”進而引發1990年代以來“民族主義對抗”的歷史連續性邏輯。老壹代學者如矢吹晉，既有戰後處理外交的問題意識，在中國也有較多的學術交流關系和史料信息來源，所以其研究堅持戰後中日關系史的本來問題意識和過程實證路線，激烈批判服部龍二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官僚們的挑戰》裏得出的“中國事實上放棄了釣魚島”、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結論，認為：服部龍二僅依據日本外務省“篡改”過的外交記錄和退休外交官的壹面之詞而不了解或“無視”中方資料，這導致其結論錯誤，甚至“讓人懷疑研究者的道德”。?不過，服部龍二本人在書中有所說明，他為其研究預設了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前提，強調其研究歷史的目的在於分析“政治領導能力”和探索“應有的政治領導形態”。?可見，他本來就不是做中日“關系”史的研究，而是在日本對中國交涉過程中尋求日本主體性的政治學原理。並且，矢吹晉所說的他“無視”或不了解中國方面的資料，也決定了其研究並非“關系”史而是日本中心主義的政治史趣味。還應該註意到，正如石井明在《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前言中已經指出的，中國方面的外交史資料短缺，與研究需要、學者期待差距很大。這種中國史料短缺而日本史料相對豐富的現實，難免導致日本學者趨於日本資料偏向和脫“關系”史而研究日本對中國交涉的政治史轉向。　　“關系”史研究關註中日之間的“問題”，當然就在戰後處理即謝罪問題、賠償問題、領土問題、臺灣問題的生成與演變的方向上展開敘事。但日本對中國交涉的政治史就忽視這種“關系”性問題，而關註國際政治的權力所在和國內政治的動力學，其代表性著作如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因為戰後美國對日本有著至高無上的“占領”權力，所以日本不得不服從美國而選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為議和對象，於是形成了日本國內的“中國問題”;但日本選擇與臺灣議和之後就掌握了壓迫蔣介石政權放棄賠償要求的權力，而在中美關系解凍之後日本政界的“親中國派”壯大，“中國問題”轉化為與大陸新中國交涉時有壓迫性的“臺灣問題”，所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就成了“日華斷交”與放棄賠償的相互確認。於是可以看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中幾乎不存在“戰爭責任問題”和“釣魚島問題”的討論，似乎中日關系只存在“臺灣問題”——事實上日本拿與臺灣斷交換了其他問題。不過，在他人主編的《日中關系史》執筆“邦交正常化”部分時，井上正也就當然地重視“關系”而討論“謝罪問題”“釣魚島問題”了，並參考矢吹晉的研究和中國學者的研究，強調兩國對“戰爭反省與賠償要求放棄”的邏輯關系並無共識、戰後處理流於曖昧形式、“歷史認識”沖突必然發生的“問題”連續性。?這證明，改變中日關系研究的日本中心主義偏向其實有待於中國的史料開放和學術繁榮，以使日本學者能夠充分利用中國檔案資料、參考中國學者的研究。壹、刊布外交檔案：思想、知識、方法的原點確認

01/住宅

壹、刊布外交檔案：思想、知識、方法的原點確認比較於日本的戰後中日關系研究學術史，新生代學者的最明顯特征就是不再執著於與中國的“關系”，從代表性學者的論著題目就可以看出不存在“關系”二字，這象征性地宣告了“關系”史的消失，取而代之是政治史、觀念史的崛起。在這種意義上，毛裏和子的《日中關系——從戰後到新時代》雖然題為“關系”，但事實上並未特別著力於利用新史料進行“關系”史的知識生產，而是更多地引用學者主張、大眾輿論以及觀察“民族主義顯著化”等象征對抗現象所形成的關於中日“關系結構”的國際政治論，所以書中提醒中國人不要通過“侵略國家”的眼鏡而要“即使不喜歡”也必須“客觀地”看待“實際存在的日本”，特別強調建立中日“危機管理機制”，有著鮮明的現實主義政治學基調。?也就是說，《日中關系——從戰後到新時代》正可謂“關系”史消失的過渡性著作，其後新生代的戰後中日關系史研究則轉型為政治史、觀念史了。

01/豪华

日本表示謙遜反省而中國表示慷慨寬恕的“正常化”友好關系，演變為顯在化、固定化的民族主義立場對抗，當然首先是政治、外交遭遇的挑戰，但其實更意味著深層的文化危機——傳統的“友好論”作為中日關系的價值觀和知識範式失效了，這是嚴峻的學術課題。而就是在小泉首相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的沖鋒姿態與中國政府的憤怒譴責形成政治對抗儼然無解的時候，日本的學術出版做出果敢的專業應對，民間地位的巖波書店罕見地刊布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兩次談判的日本官方外交記錄。該書由時任巖波書店學術書編輯部主任的馬場公彥策劃，以東京大學石井明教授為代表的兩名日本學者、壹名在日的中國學者、壹名中國學者共同編輯，2003年8月出版，題為《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其內容包括：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保存、基於2001年4月實施的《關於行政機關保有信息公開的法律》（信息公開法）而解禁開示的兩次外交談判記錄，雙方談判參加者和歷史見證者的回憶或訪談錄，以及四位編者的專題研究論文。在隱喻化為“歷史認識”沖突的“戰爭責任問題”已經激起民族情緒對抗的輿論環境下，日本的學術出版釆取組織兩國學者合作、把政府外交置於實證歷史審查地位的行動，學術獨立、出版自由、知識對話的批判立場、思想尊嚴和專業理性得到彰顯，直觀上就構成了對現實中日關系危機的回應。三、新生代論著：“關系”史消失，政治史、觀念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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